全省常住人口总量增至8474.8万人

  人均GDP始终保持全国各省区首位；城镇化水平在全国各省区中位居第二；全省人口增量居全国各省市区第三；劳动力资源总量充足，15-59岁人口规模居各省市区第四；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排名国内各省市区第五。

这是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中我省的“明细账”,反映出江苏过去十年发展质态的系列亮点。

翻开这份人口普查“明细账”，究竟有哪些需要关注的数据和趋势？18日，江苏省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并解读我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情况。

人口“明细账”亮点突出

“十年来，江苏围绕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加快推动发展方式转变。根据此次人口普查，我省常住人口总量增加到8474.8万人，经济增长动力强、人口集聚程度高、高质量发展推进有力的特征越发显著，在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城镇化进程、人口集聚、劳动力供给、人口素质等方面，均处于全国前列。”江苏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副组长、省统计局局长王汉春介绍，2020年11月1日零时，全省常住人口84748016人，与2010年我省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十年共增加6087075人，增幅7.74%，年均增长率0.75%。

608.7万余名新增常住人口是什么概念？根据此次人口普查公报，盐城市2020年常住人口为6709629人。这相当于十年间，流入江苏和在苏自然增长的人口之和，与盐城最新的总人口规模相当。

翻开人口“明细账”，十年间的趋势细分如下——

发展质量“稳”。除人均GDP保持各省区首位外，值得一提的是我省人口增长与经济社会实现协调发展。数据显示，2020年江苏人口总量位居全国第四，比上次普查上升1位，GDP总量连续跨越六个万亿元大关，人均GDP达12.13万元，连续12年居全国各省区榜首。

城镇化进程“快”。2020年全省常住人口城镇化率73.44%，不仅高出全国平均水平近10个百分点，而且全省各地城镇人口承载力、集聚力进一步提升。数据显示，在2010年我省城镇化率超过60%后，再次实现13个百分点以上的较快提升。

人口集聚“强”。2000年至2010年全省常住人口增加427.71万人，2010年至2020年增加608.71万人。“两者相比，后十年比前十年人口多增加181万人，年平均增长率提高0.19个百分点，人口总量和增量持续保持平稳增长。”王汉春说。

劳动力人口“多”。根据发布的数据，2020年全省15-59岁人口5335.07万人，虽较2010年减少250.21万人，但仍保持在5000万以上的规模，劳动力资源总量依然充足。

人口素质“高”。全省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数，位居各省市区第五，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也从“六人普”时的9.32年上升至10.21年，文盲率由3.79%下降为2.61%。人口大省向人力资源强省加快转变的节奏未变。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优势明显

人口信息，对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有何参考价值？

“从当前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反馈的基础数据看，有两个值得关注的内容，一个是我省城镇化水平高速发展，另一个是省内劳动年龄人口体量大、素质高。”省第七次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省统计局人口和就业处副处长马永春直言，城镇化率处在高位的直观体现，就是城镇人口稠密，“人口集聚对拉动消费功不可没。伴随人口集聚度提升，城市服务业需求扩大又会带动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因此，可以说城镇化的速度，很大程度决定着新发展格局能否加快构建。”

在江苏，除了消费群体规模壮大，人才集聚效应也更加明显。“随之而来的，便是创新活力增强，进而为城镇现代化转型提供动能。”马永春说。

城镇现代化转型能否获取足额动力，还需观测产业结构和与之相关的产业人口。马永春介绍，以制造业为例，从2010年至2020年的十年中，就大趋势看，我省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就业人口总量虽然有所增加，但比重下降的趋势却非常明显。而在同期，资金密集型行业就业人口的占比提升同样明显，“截至2020年，江苏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产值比重和人口比重，已远低于广东与浙江。”

多元化新兴产业延展出庞大的就业链条，也吸引着人才“栖居”。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离不开人才，江苏在人才引入和城镇人才集聚上颇具优势。”江苏省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博士孙运宏分析，2020年江苏全省共有普通高校167所，数量位居全国第一，在校生225.8万人，充分发挥了高等教育对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引领作用。此外，江苏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60.2%，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8.6个百分点。“国际上通常认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15%以下时属于精英教育阶段，15%-50%为大众化阶段，50%以上则是普及化阶段。由此可见，江苏的高等教育已经具备支撑‘人才红利时代’的基础。”孙运宏说。

首先具备“人才红利”，进而释放“人才红利”。马永春直言，人口普查结果反映出劳动力人口规模较大和人口素质加快提升，二者相互作用，为我省通过科技进步实现经济增长动力转换提供了坚实的人力资源保障。

新发展格局的构建离不开产业多元化与人才集聚，但人口增长仍是最基本的落脚点。普查结果显示，苏州、南京、徐州位居全省各设区市人口总量前三，但各设区市人口总量的排位相较十年前已有变化：位居全省前五的城市，由苏州、徐州、南京、南通、盐城，转变为苏州、南京、徐州、南通和无锡。南京市总人口超过徐州，而无锡首次进入前五。

人口流动加速城乡关系重构

江苏历来是人口流动大省。普查数据显示，全省人户分离人口达到29979948人，其中，市辖区人户分离人口6316191人、流动人口23663757人。与“六人普”相比，全省人户分离人口增加11753129人，增长64.48%，其中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增加3755657人，增长146.67%。

“显然过去十年中，人户分离和人口流动的程度都有进一步提升，对于市辖区来说尤其如此。”马永春认为，两个原因造成了这一局面：首先，凡是跨城区流动的人口均属市辖区内人户分离，而同一城市由县至区、由县至县，以及进入城市的外来人口，都算流动人口，因此在过去十年撤县设区的过程中，市辖区数量的增加和县域数量的减少必然导致人户分离加剧、流动人口增长。其次，户别人口中，我省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从“六人普”的2.94人下降至2.60人，也说明同一屋檐下几世同堂的生活方式正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这两种情况相互作用，共同造成流动人口增加、人户分离变多。”马永春说。

但他也提醒，人户分离并非就业地和居住地不同，而是户籍所在地和实际居住地不一。流动人口也不只包括省内流动，还有省外输入，“所以可以综合人户分离与人口流动的趋势，管窥省内都市圈建设情况，并探知未来城市人口需求增长的高峰地段在哪。”

“从现阶段掌握的数据看，伴随十年来我省撤县设区总量不断增加，位于城市边缘地带的新城区，成为人口流动的主要承载地。人口流入量的提升，不光对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资源供给提出更迫切的要求，而且对市内或城际通勤效率的提升，诉求也愈发强烈。”马永春说，此外，民生领域的财政支出将进一步扩大。

人口流动增加，势必对城乡结构调整带来影响。数据显示，与2010年相比，我省乡村人口减少8783820人。而同期，全省常住人口超百万的县（市、区）达21个，占全省县级单位总数的22.1%。

“其实看城乡结构变化不仅需关注城镇化率、省内人口流动和乡村人口的变化，还要看农业产业化水平同步提升的情况。”孙运宏说。马永春也注意到这方面问题，“人口流动、城镇化率提高为农业规模化、产业化发展提供了空间，但还要综合考虑农村常住人口的年龄结构、受教育程度和产业分布。”

“深度老龄化”是压力也是机遇

65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14%，标志着“深度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在江苏，65岁以上人口占比达到16.2%，不仅超过14%这根线，也高于全国13.5%的水平。

“其实早在本世纪初，江苏人口年龄结构已成为老年型，而近年来江苏老龄化的进程进一步深化。”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省统计局人口和就业处处长程建南说，十年以来我省人口老龄化表现出3个特征——

首先，老年人口增加幅度不断加大。数据显示，1990年至2000年平均每年增加19.06万人，2000年至2010年平均每年增加21万人，而2010年至2020年，平均每年增加51.68万人。

其次，老年人口将会持续增加。随着第二次生育高峰出生的60后群体步入退休年龄，老年人口增长速度将明显加快，年均增量将维持在50万人以上。

再次，江苏老龄化水平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差距却在缩小。程建南告诉记者，2020年江苏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5.85个百分点，比全国高0.41个百分点，居全国第六，相对2010年，位次后移三位；而2020年江苏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5.32个百分点，比全国高0.69个百分点，居全国第五，相对2010年，位次后移二位。

无论如何，“深度老龄化”是我省必须直面的话题。记者注意到，在老龄化人口占比提升的同时，省内15-59岁劳动力人口较“六人普”有所下滑。这是否触发了“后劲不足”的人口警报？

“建议更积极地看待老龄化群体占比居高不下的情况。”马永春说，江苏历史上一直是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最严格的省份之一，这客观上带来人口老龄化程度偏高，属于人口惯性造成的结果。而15-59岁的劳动力人口虽有减少，却仍然保持在5000万以上的高位。“事实上更应看到，相较‘六人普’，江苏人口总量不仅在国内排名中前进了一位，而且过去十年中，每年的实际就业人口亦有较明显的增加。”马永春说，我省劳动力人口规模仍然较大，足以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与此同时，老龄化社会也提供了更多机遇。在孙运宏看来，适老化改造和“老年友好型社会”建设无疑将撬动养老市场更加快速崛起，“养老服务和产品供给，将为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发展注入更多动力。”在此趋势下，城市治理将更趋精细，“银发经济”也会成为新的增长点。